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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邱新立:志傳人物與《衢州市志》的實踐


            志傳人物與《衢州市志》的實踐
            邱新立
            提要:志載人物,或專書記載,或作為志書中的一個門類。新編地方志,既有專篇人物記述,也有以事系人,人隨事出。志傳人物,群體人物傳是主流方式。兩輪修志,志傳人物存在簡歷化、平面化等問題。深化志書人物記述,克服志傳人物空泛化等問題,表現形式、記述方法等的創新是亟待解決的問題。
            關鍵詞:志傳人物 衢州市志
            《衢州市志(1985—2005)》立足衢州實際,把握時代脈搏,在形式、內容和方法等方面有不少創新做法。如在內容方面擴大記述內容的廣度和深度,注重典型事物的記載、注重城市要素的記載、注重社會資料入志、注重體現地方特色;在體例方面靈活運用各種體裁,增加專記分量、增強述體運用、發揮注釋作用、加大圖照比例;在編纂工作方法方面,重視深入基層開展社會調查、重視發揚民主發揮集體智慧,顯示出編纂者以人為本的思想與追求,也體現出編纂者把握地情、創新探索的能力?!夺橹菔兄尽吩谌宋镉浭龅男问?、方法方面有不少創新做法,對即將啟動的全國三輪修志甚有裨益。本文參引該志實踐,結合個人的一些思考,擬從表現形式和記述方法兩方面,談談深化志傳人物記述的問題。
            一 表現形式
            胡喬木同志曾指出:“地方志應當提供一種有系統的資料。這種有系統、有組織的資料應是一個有機的整體。”所謂志書的整體性,從記述內容來說,應當包含天、地、人、事、物;從體例體裁來說,應當述、記、志、傳、圖、表、錄等基本體裁齊備。在天、地、人、事、物中,起主導因素的是人;在生產力諸因素中,首要的因素也是人。以此,自古迄今,人物都是方志記述的重要內容,清代著名史學家、方志學家章學誠即言“邑志尤重人物”,昔人亦有“古來方志半人物”之論。
            志載人物,來源有自,就其外在表現形式而言,或專書記載,或作為志書中的一個門類。關于專書記載,大致起源于漢魏時期的“耆舊傳”“先賢傳”之類。此類人物專志(專傳),大致又可分作兩類,一是群體人物傳(或曰人物志,下同),如漢魏時期的《會稽先賢傳》《汝南先賢傳》《桂陽先賢畫贊》《豫章烈士傳》《交州人物志》《廣州先賢傳》《益州耆舊雜傳記》之類,雖名稱不一,其實則近似,都是以多人為記述對象的人物傳;二是個體人物傳(或曰人物志),民國時期如1934年出版的錢基博《韓愈志》,當下如廣東已經出版的《孫中山志》《鄭觀應志》、正在編纂中的《惠能志》《冼夫人志》等,是以個人(單一歷史名人)為記述對象的人物傳。作為志書中一個門類的人物傳,基本上是群體人物傳,其中又可以記述對象之多寡而分為單傳、合傳。
            從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始大規模編纂的新方志,群體人物傳是志載人物的主流方式,更幾乎是綜合性行政區域志書人物傳的唯一模式。在這樣的主流模式影響下,求新求變,只能另辟蹊徑?!夺橹菔兄荆?985—2005)》中,群體人物傳也是主流,但該志又不拘常格,在從舊、從眾的基礎上,在反映形式上進行了創新探索。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其一,以“專記”記人。
            大量設置“專記”,是《衢州市志(1985—2005)》的一大特色。全志共設83個專記,記人、記事、記物。其中,“記人”專記35篇,分量占全部專記的三分之一強,分別是《朱與道的鷺鳥情》《鄭新建單騎藏新行》《劉西寧情系文明街》《衢州籍打工妹當選義烏市人大代表》《徐瑞園退休再創業》《“溫州第一保姆”周梅仙》《劉明榮冒風險搞包產》《吳徽州帶頭承包荒山綠化造林》《種糧標兵吳金》《汪禮國傾心養蜂業》《黃敬倫創建省蠶桑示范基地》《蔡興泉早稻單產連創全國紀錄》《徐序坤與食用菌》《周天相與杉木無性系繁育》《來料加工經紀人鄭麗琴》《俄羅斯專家“老西”在巨化》《陳氏混凝土外加劑》《包立根與竹炭事業》《徐日位開鑿郎峰蹬道》《蔣文標與普農家電公司》《儲戶的貼心人》《媒體討論陳永迪現象》《王巖帶隊漂流長江》《鄉村醫生著醫書》《毛河光設獎助學》《美籍教師珍妮特在衢州》《詹旭剛蟬聯奧運舉重冠軍》《盲女張蔚萍全國殘運會奪冠》《嚴邦鎮一人一臺戲》《漁鼓阿樂》《孔子第75世嫡長孫孔祥楷》《徐谷青潛心根雕》《龔氏中醫世家》《翁家三代十二位教師》,內容涉及區域環境、居民、城鄉建設、政治、經濟、文化、人物等方面,與該志的幾大基本部類相呼應,也即每個大部類都有人物專記。
            根據新編地方志幾十年實踐的經驗,志書基本記述單元的基本記述方法是,“強調綜合,歸并一般,突出重點(亮點),舍棄無用”。記述方法影響記述內容,由此導致地方志宏觀、中觀層次信息居多,微觀細節內容偏少,常常出現見事不見人、見物不見人等問題。具體而言,就是記事多系梗概而少及細節,記人只能粗線條勾勒,所涉事件亦只能幾筆帶過。具體工作要求上盡管也強調突出重點、亮點,但總體上說,地方志對一地一域的記述主要是概括式的。補上短板,使人物、事件具體化、形象化,除加強志書主體內容(主要是各個分志)記述深度、廣度外,強化人物記述,通過人物活動以見細節,也是重要途徑之一。大凡志書正文(主要指各分志)中語焉不詳之政治事件、軍事戰爭、文化活動、科技成就等歷史大事,均可通過志傳人物的具體演繹而深入展開。實踐證明,志載人物,若資料豐富翔實,可以對志書主體內容偏于宏觀概括的問題,起到補充、印證等作用。
            志書寫人,大致有兩種形式,一是專篇記述,包括人物傳、人物簡介、人物表錄;一是以事系人,人隨事出?!夺橹菔兄荆?985—2005)》中,幾種方式方法均被采用。比較而言,無論是專篇記述,還是以事系人,各有優長,又各有不足。如以事系人,僅能見到某人在某事上的所作所為,而不能得見其一生行跡。如該志第五篇《經濟》第四章《農業》附錄《開化龍頂茶開發紀略》一文,記述“品不在天池下”的開化龍頂茶在新時期的開發歷程,人隨事出,涉及參與開發、作出貢獻的人物如周光霖、應錫銓、芮章龍等,但諸人行跡僅局限于龍頂茶的開發、推廣這一單項上,而不及于其他,且單項上也不便過于展開。這是以事系人法之不足。至于專篇記述,“人物表錄”基本上以表格形式出現,信息量有限;“人物傳”“人物簡介”兩者的差別主要在于內容詳略之不同,幾無本質差別,是志載人物的主流形式,但因志傳人物亦須遵循史法,故在記述方法、資料選材、人物形象刻畫、語言描述等方面要求比較嚴格,受到體裁的較大制約。而采用“專記”記人方式,形式則相對靈活,形象刻畫上可以比較活潑,描述上可以適當鋪陳,等等,這既有助于增強相關內容的記述深度,又增加了志書的可讀性、表達方式的多樣性等,見事又見人。從這個角度說,該志設置眾多專記,是一種補弊糾偏的探索,體現了編纂者的匠心。
            以該志第六篇《文化》第八章《社會文化》專記《漁鼓阿樂》為例:
            阿樂原名袁耀明,1944年生,龍游縣蘭塘鄉東徐村人,中國曲藝家協會會員。他體格健壯,圓頭大臉,臉上常漾著笑意,藝名阿樂可謂名如其人。60年代初,阿樂師從藝人許彩根學唱道情。40年來,他攜帶一只漁鼓一副簡板,經常輾轉于浙西農家田頭,有時還唱到南京夫子廟廣場,唱進上海南京路步行街。他七上浙江電視臺,五登中央電視臺,2001年,受邀參加央視“實話實說”節目,展示即興說唱的絕活。
            阿樂善于觀察生活,能將百姓身邊的事即興編曲,也能把國家政策編成曲目進行演唱。1985年5月的一天,他在一個村表演,聽說有個老人去世,三個兒子為安葬費鬧得不可開交,他即把此事編成唱詞,并即時說唱。后來他又據此加工成著名段子《如此兄弟》。這個段子曾經創下連唱29場的紀錄。隨著新時代大眾欣賞趣味的變化,傳統道情傳到阿樂這一代,受眾日漸減少。有鑒于此,他對道情藝術進行改革,吸收評彈、快板、單弦等藝術和民間語言精華,借鑒小品、相聲及通俗歌曲的表現手法,使之適應新時代的需要。有一次,他應邀到衢縣外黃鄉演唱,在離電影放映現場100米遠的地方擺開場子。那富有磁性的嗓音和幽默詼諧的表情竟將正在看電影的村民們吸引過來。他越唱越有勁,越唱越開心,唱得高潮迭起,掌聲不絕。結束后,村民熱情挽留,一唱就是10天。
            至2005年,阿樂自編自演曲目約2000首,聽眾累計約100萬人次。演唱內容大到改革開放新氣象,小到鄰里瑣事。代表性曲目有《兄弟分家》《新農村里新農民》《八把鋤頭創業記》《戒毒記》《科技興農》《土地公公》《定心丸》等。自90年代以來,《浙江日報》《文匯報》《農民日報》《人民日報》《澳門日報》等都先后報道過阿樂的事跡。
            該專記用輕快活潑的語言,勾勒出阿樂的生平、事業、藝術創新、代表性曲目等,一位善于觀察生活、說唱俱佳、自立自強的民間藝術家形象躍然紙上,讀來親切、生動,使讀者有如見其人、如聞其聲之感。反之,若采用人物傳、人物簡介方式來記述阿樂這個人物,單從記述方法上說,就必須遵循史法,從其出生講起,依照時間順序,娓娓道來,而不能如該“專記”這般,可以依據記述需要而采取跳躍式敘法、新聞報道式筆觸,嫁接選材。以此,《衢州市志(1985—2005)》采用“專記”記人形式,突破體裁限制,以彌補志書專篇記人(人物傳、人物簡介)、以事系人法之呆板、拘束之法,值得深入思考、學習借鑒。
            其二,以“合傳”載人。
            志傳人物,就其具體內容而言,因其脫胎于紀傳體正史之人物列傳,故在表現形式上與史書人物傳(史傳人物)沒有重大差別,也可視立傳對象而分作單傳、合傳、附傳等。就新編地方志而言,單傳是主流,合傳、附傳則已極難得一見。
            單傳,又名專傳,就是一人一傳,是專門為某一特定歷史人物所設立的傳記。有資格立單傳者,一般都是在歷史上具有很大影響的人物。從歷史的角度考察,立單傳者主要包括四種人:一是聲名顯赫的王公貴戚;二是有重大建樹的將相大臣;三是在某一領域有特殊成就、貢獻和影響者,如文學、史學、政治思想、科學技術等;四是顛覆社稷或危害天下的“大奸”“大惡”。立單傳的重要條件有二,一是傳主事跡比較典型,二是有關史料比較豐富?!夺橹菔兄荆?985—2005)》第七篇《人物》共為64人立傳,傳主大致涵蓋黨政機關干部、軍人、教師、醫生、科技工作者、基層鄉村干部和寓外人士等,是各行各業的代表,基本屬于上述第三類情況,是志載人物的主體,符合志傳人物的主流做法。
            合傳,就是把同屬于一種觀點、一種流派、一種類型、一種處境,互相關系密切或有共性的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歷史人物合為一傳。從合傳傳主的組合特征上看,主要有兩種形式:一是對照組合,一是以類相從。所謂對照組合,即將人品、性格、行事等方面有很大差異或有某種關聯的歷史人物組合在一起,使后人在閱讀中自然而然地加以對比,得到啟發,產生鮮明的聯想效果,如《史記》中的《廉頗藺相如列傳》即屬此類。所謂以類相從,即將那些人品、行事、性質比較接近的歷史人物歸于一傳,如《漢書》中的《蕭何曹參傳》《衛青霍去病傳》。從史書的撰寫傳統看,合傳沒有嚴格的人數限制,可以是兩人平行并列立為一傳,如《史記》中的孫子與吳起——《孫子吳起列傳》,張耳與陳余——《張耳陳余列傳》;也可以是多人平等并列,合為一傳,如《史記》中的樊噲、酈商、滕公夏侯嬰和灌嬰同傳——《樊酈滕灌列傳》,顏淵、子貢、曾參等“七十子之徒”合傳——《仲尼弟子列傳》。合傳也沒有嚴格的時代界限,只要符合立合傳必備的基本條件即可。
            《衢州市志(1985—2005)》人物篇《龔氏中醫世家》《翁家三代十二位教師》兩個“專記”,實即采用了合傳形式,將兩個家族同業情況勾勒出來。其中,《龔氏中醫世家》介紹龔氏三代坐堂行醫情況,包括祖父龔香圃、其子龔生四及孫女龔人玨;《翁家三代十二位教師》則記述了翁時俊一家三代12人先后執教,被稱為教師世家的情況。相同的血緣,相同的事業,合而立傳,既是對當事者薪火相傳、守望相繼行為事跡的鼓勵、宣傳,也是對志書如何充分發揮不同體裁以記人、記事、記物所作的有益探索。突破單傳這種固有、單一的模式,從某種意義上是對舊志傳統的回歸。舊志中頗不乏合傳之例,只是時代發展,如過去那般子承父業、孫承祖業相沿不絕的情況逐漸減少,且其中作出成績、可圈可點而值得載入史冊者更少,以此新編地方志對此法有所淡化?!夺橹菔兄荆?985—2005)》“合傳”承續舊法——取其實,并賦新意——以“專記”方式,增加記人范圍、留下更多人物信息,可謂是對回歸傳統的有益嘗試,值得后來者借鑒。
            志傳人物,除上述單傳、合傳外,史書中另外兩種常見立傳方式也可借鑒,既簡筆省文,又不致漏載史實。一是附傳,一是類傳。
            關于附傳,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有主次之分的合傳,如父傳附子傳、子傳附父傳、師傳附徒傳、徒傳附師傳等。有時候,為了節省筆墨和篇幅,對同類人物并不需要一一作傳,而是采用為主要人物立傳,然后將其余相關人物的事跡附載其后的方式,這就是附傳。其中,有以一人為主,以另一人為從的附傳;有以一人或數人為主,而以其他人為從的附傳;還有“合中有附”者,如《漢書·衛青霍去病傳》即把同征諸將依附于衛、霍二人之后。附傳中較典型也較為常見的是家族傳,這種附傳,或子孫附于父祖,或父祖附諸子孫。當然,這是附傳者有一定事功但又不顯時的做法,若事功顯著,則仍宜分列單傳,如三國孫吳政權里諸葛瑾與諸葛恪乃父子關系,《三國志》中即各自為傳。
            至于類傳,顧名思義,就是以類相從的列傳,如正史中的后妃、循吏、儒林、酷吏、忠義、佞幸、貨殖等傳即是。類傳對于開拓讀者視野,深入了解和把握紛繁復雜的歷史人物和歷史現象,具有重要意義。設立類傳的依據,主要是歷史人物生平行事中的共同特征。如前所述,合傳中也有以類相從的情況,二者的顯著區別在于,大凡類傳皆不以具體的人名作為傳名,而是以最能體現同一組人物特征的一些名詞術語為傳名;至于合傳,一般多以人名或其姓氏作為傳名。當然,并不是所有在某方面具備共性的典型人物,都適合歸于一類。對于那些在某方面具有極大影響的歷史人物,立單傳仍是最佳選擇。
            要之,凡不宜立單傳、合傳,但人物行跡有可拔擢者,即可考慮設置附傳、類傳。這是史書的成熟做法,舊志中也比較常見(如循吏、忠義、列女等),新編地方志可以借鑒。
            二 記述方法
            志傳人物,總的要求是,準確、客觀、公允,資料豐富翔實,人物形象飽滿,主要事跡突出,個性特征鮮明,文字簡潔生動。要達到此要求,從史料到方法,從內容到形式,涉及多方面。根據編修實踐,有兩方面尤須著意:一是基本要素,二是記述方法。
            記述人物,當具備一些基本要素。要素關乎信息,信息不全,即可能導致史實缺略,就會影響對人物作全面系統的記述,影響對人物形象的刻畫、評價。根據多年新編地方志實踐,結合史傳人物的基本要求,志傳人物的基本要素大致包括傳主的生卒年月、性別、民族、籍貫、政治面貌、學歷,主要經歷、典型事跡、個性特征、獲獎情況(貢獻)、社會評價等。要素具備,涉及傳主的基本信息大致完整,才能把歷史人物塑造得充分、典型、豐滿,才更能具備存史、資政、育人價值?!夺橹菔兄荆?985—2005)》立傳人物,基本遵循了這些要素,留下傳主較為豐富的歷史信息,但也有需要注意之點。
            就學科屬性而言,盡管20世紀八九十年代方志界、史學界曾圍繞史志關系問題,進行過大討論,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個人認為,就其內容、功能等而言,地方志當仍屬“史”的范疇,故一些基本的編纂原則、記述方法,仍當遵循“史法”。具體到志傳人物,如立傳標準、寫法等,符合“史法”當是題中之義。如不能像辭典、百科全書等工具書中人物詞條的寫法,開篇即對人物進行定性描述,如著名學者、思想家之類,而應通過其行跡、事功、影響、他人評價等,讓讀者從字里行間自然得出相關結論。也不宜如新聞報道般鋪陳描述。在記述順序上,先寫什么、后寫什么、大體內容等,也應有一定之規。同一部書中諸人物傳在體例方法上、板塊構成上,應基本一致、大致劃一。志傳人物,當如正史列傳一樣,按傳主生平行跡即時間順序進行描寫,采用“順敘”而非“倒敘”手法排比材料,以符合自然人的成長過程。所謂“順敘”,大致就是按上揭“基本因素”所列順序進行記述。但需注意,上列要素中的“主要經歷”“典型事跡”“個性特征”“獲獎(貢獻)情況”“社會評價”等項,是從要素構成上說的。實際編寫中,幾者往往是交織在一起的,而不是截然有先后之分,也不是講完一條再講下一條。即在敘述其“主要經歷”時,“典型事跡”“個性特征”“獲獎(貢獻)情況”“社會評價”等項亦隨之展開。采用“順敘”筆法,人物要素逐漸展開,人物傳內容才顯得層次分明、排列有序?!夺橹菔兄荆?985—2005)》64個人物傳,基本遵循了“順敘”原則,但也有極個別例外情況。如《傅紹米》:
            傅紹米(1949年6月—2004年9月),常山縣天馬鎮龍潭村人。1985年,任龍潭村黨支部書記。近20年中,他帶領村“兩委”把龍潭村建成為市、縣兩個文明建設先進集體、奔小康先進村,個人獲省、市、縣優秀共產黨員、十佳黨支部書記、優秀黨支部書記等稱號16次。2004年9月7日晚,傅巡查山林時不幸被私設電網擊中,以身殉職。
            傅任村支書始,針對龍潭村“九山半水半分田”實際,提出植樹造林、打造“綠色銀行”的發展思路。他到鄉里請林業專管員長期駐扎龍潭。1985年始,龍潭村每年造林都在33公頃以上。每到造林季節,他就帶領村“兩委”,日夜奮戰在造林第一線。10年后,樹苗成材,漫山遍野郁郁蔥蔥。全村人均林木年收入達500元,龍潭也成為全縣林業工作先進村。1988年,他連續60余天每天騎自行車40余分鐘進城跑供電局,以誠心感動供電局部門為龍潭村架線通電。2002年,他抓住天馬鎮新都新村的建設機遇,安排30余戶農戶下山脫貧。2004年初,多方聯系,籌集資金30多萬元,為全村117戶裝上有線電視。
            這段文字,若從內容上說,可能會有史實詳略等問題,因事關選材、取舍等,此處置而不論;若從體例上講求,則有不合“史法”之處,主要就是“近20年中,他帶領村‘兩委’把龍潭村建成為市、縣兩個文明建設先進集體、奔小康先進村,個人獲省、市、縣優秀共產黨員、十佳黨支部書記、優秀黨支部書記等稱號16次。2004年9月7日晚,傅巡查山林時不幸被私設電網擊中,以身殉職”這幾句話的位置欠妥。從性質上說,這段內容屬于結論、結局,按照上言“順敘”之法,當置于此傳末尾。
            除了這種本屬結論、結果的內容被前置外,實踐操作中,還經常出現將傳主仕宦歷官情況前置的情況。盡管這并不影響傳主基本信息,不影響具體的記述內容,但就記述方法而言,則不合史法,自然也不合“志法”。
            基本要素、記述順序只是志傳人物在體例方面的面上要求,真正影響人物記述深度的還是資料的翔實度、形象刻畫的精準度、記述內容的飽滿度、個性特征的鮮明度等因素,這涉及更深層次的記述方法問題。
            當下不少志傳人物,內容空泛,履歷化、簡歷化,甚至是悼詞式,千人一面;常常只有作者的主觀描述,很難見到人物形象的刻畫、有個性的語言,甚至通篇沒有傳主的只言片語。如傳主是位詩人,傳中僅列舉了其作品名稱,至于詩人的形象、特征,代表作是什么,代表作中的精華又是什么等,則不得而知。又如傳主是個科學家,其在科學領域所取得的重要成果是什么(不涉密、不敏感等情況下)、有何影響,其獻身科學、獻身事業的精神等,沒有具體闡述,事跡缺略。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有客觀因素,如材料本身缺乏,但更多的是主觀因素,其中既關乎記述方法,又關乎資料的收集、選取等。如何解決人物立傳履歷化、平面化、空泛化,沒有多少實質性內容,看不到典型事跡,人物形象不夠豐滿,個性特征不夠鮮明等問題,需要多管齊下,尤其要重視資料、方法問題。
            《衢州市志(1985—2005)》一些人物傳比較重視立意、選材,人物形象比較鮮活,可以視作上述問題的反照。如《毛松友》:
            民國21年(1932),上海發生“一·二八”事變,他冒險進入吳淞戰區拍攝中國公學,為該校留下唯一的劫后照片。4月,任上?!冻繄蟆酚浾?,上海市民捐獻5架飛機支援抗日,在虹橋機場舉行命名典禮,唯其所拍“萬頭攢動看飛機”為5機并飛與萬眾雀躍景象緊密相連。民國23年(1934)秋,全國運動會在上海召開,他負責攝影報道工作,將拍攝的膠卷隨即洗印,開中國報業史上最迅速攝影報道之先例。其作品大都反映勞動人民生活,《新夜報》報頭每天刊登其作品一幅。民國28年(1939)5月,護送一批難童到重慶北碚,正遇日機轟炸。他一面搶救,一面拍攝敵機瘋狂轟炸和大批難民逃亡照片。至重慶后,又拍攝重慶大梁子隧道慘案等大量曝光侵華日軍罪行的照片。此后數年,他帶領救護隊先后救護難民數萬人,在北碚、自流井、五通橋等地籌設站〔戰〕區兒童慈幼院,收容流亡兒童。后在萬縣創辦印川中學,任校長??谷諏㈩I馮玉祥題書“任勞任怨教育從敵寇炮火中搶救出來的孩子”字幅相贈。
            用近400字的篇幅,通過幾件事,勾勒出了一位在戰火紛飛的歲月里,不顧危險,以相機為武器,抓拍下日軍對中國人民犯下的暴行,又積極參與救死扶傷義舉的人物形象,有血有肉。
            又如《燕明》:
            民國35年(1946)4月16日,他作為“國大”代表到臨沂參加群眾工作座談會。他發言說減租減息是為著團結抗日,尚不能滿足農民對土地的要求,應當進一步實現耕者有其田。當晚,陳毅約見,囑他寫成書面匯報電傳中央參考。他后來寫出13萬字的《渤海區一地委幾個月群眾運動的概括介紹》。民國36年(1947)8月3日,他在西柏坡國土會議上匯報渤海區土改情況。劉少奇指示他加以整理,上報中央。1949年5月衢州解放后,任中共衢州地委書記,注意利用廟會廣場建立初級市場,以促進土特產銷售;聽說黃壇口勤業蠟紙廠老板待在上海不回衢,500名工人失業,馬上決定廠里設備財產不要動,設法請回老板,盡快投資復工。老板回廠,見設備完好,秩序井然,欣然同意復工和分期償還工人工資。
            用300余字,通過3件事,勾勒出了一個勤懇為民、扶危解困者的形象,展現了傳主的個性色彩和個人魅力。
            上引兩則記述,比之于履歷化、簡歷化式記述的空泛,其對于佐證人物生平、性格、影響等的作用,自不可同日而語,但若從人物立傳的總要求上講求,則仍有深化的余地。
            志傳人物,主要著眼讓傳主的事跡(或劣跡)傳諸后世,教化(或警示)后人。欲真正使志傳人物好讀好看、可傳可鑒,就必須講求表現技巧、手法,注意材料的收集、選取。技法方面,可以取法史傳人物的做法:
            其一,注意人物形象的刻畫。司馬遷《史記》里塑造了許許多多的歷史人物,一個個形象傳神,栩栩如生,其能如此,主要在于他善于描繪人物的外貌特征,往往寥寥數筆,便勾勒得惟妙惟肖、豐滿傳神。此外,他還擅長描寫人物表情;善于描繪人物的動作特征;擅長通過一系列行為、活動,尤其是典型事跡(事件),逶迤宛轉地刻畫出人物的鮮明個性。
            其二,注意語言的運用?!妒酚洝分心M人物語言,非常生動傳神。此外,恰當引用一些方言口語,引用當時流傳的民謠、諺語,也可使文章生動活潑,通俗易懂。當然,精選傳主的精彩語言,展示其內心世界,表現其獨特的個性,必須適如其人,符合傳主本人的身份、經歷、環境、修養等,不可多加修飾美化,不能“文而失實”。
            其三,注意場面的烘托。以一定的場合和環境揭示歷史的發展,是優秀傳記文學作品的一個特征。反映歷史生活片斷,離不開場面的描寫?!妒酚洝穼馉巿雒?、宴會場面、驚險場面、外交場面、悲壯場面等的描寫,各有特色,但皆生動、逼真,讀之恍如身臨其境。
            其四,注意細節的描繪。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范曄《后漢書》都注意通過細節描繪,宛如特寫鏡頭,以刻畫傳主形象,表現歷史人物性格特征。尤其是《史記》中的許多人物刻畫得繪聲繪色,令讀者如見其人,如聞其聲,頗有呼之欲出之感。
            其五,注意交代背景,融背景和行為于一體,烘托傳主性格特征。
            用這些要求以衡量上引兩篇人物傳,無論是傳主個性化的語言運用,還是人物形象的刻畫,都還有可以強化之處。當然,這不是該志獨有的情況,而是當下不少志書的通病。
            優秀人物傳的形成,需要多方面的條件。表現方法之外,占有大量豐富且可靠的材料,并能夠較好地使用它,可謂其基礎。人物傳內容是否豐富,人物形象是否飽滿,人物刻畫是否到位……說到底,主要取決于材料的收集、處理。“博采”是基礎,“善擇”是關鍵。只有秉持如前賢所言的“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的精神去廣征博采,占有全面、真實、準確的資料,然后“比而觀之”,取舍“善擇”,才能對立傳人物一生行跡、事功、影響等作出較為全面、準確、客觀、到位的記述和評價。
            《衢州市志(1985—2005)》在給人物立傳方面,所下功夫甚大,收集了大量材料。該志主編胡錫明先生曾發給我幾份立傳人物的原始材料,其中一篇《民國時期女慈善家毛彥文》是關于熊希齡夫人、現代著名慈善家毛彥文的。對照該文與志書《毛彥文》所載,覺得志書對材料的選擇、提煉猶有可以進一步充實的余地。下面擬以《民國時期女慈善家毛彥文》與該志《毛彥文》傳文作一簡略對照,從選材上看看志傳人物深化記述的問題。為便參看,下面先引《民國時期女慈善家毛彥文》全文,次引《毛彥文》傳文,最后再逐段列舉兩文相關材料進行比觀,看看效果。
            胡錫明先生提供的《民國時期女慈善家毛彥文》一文全文如下:
            慈善事業是一項高尚、圣潔的事業,也是一項艱辛、坎坷的事業。慈善濟世,不圖回報。江山作證,大愛無疆。民國時期,浙江籍人士毛彥文就是一位仁心大愛、傾情貧者的女慈善者。
            毛彥文(1898.11—1999.10),女,小名月仙,號海倫,浙江省江山市人。毛彥文為中華民國前國務總理熊希齡夫人,北平香山慈幼院院長,國民政府民選國大代表,我國現代著名慈善家,著有自傳《往事》。
            毛彥文于1898年11月出生在江山縣城關一書香門第,父親毛華東和二叔毛華芳均為晚清秀才,母親朱瓊佩也是大家閨秀,能書寫和背誦許多唐詩宋詞,母女倆均有“江山才女”“江山美女”之稱,其表哥朱君毅,系留美博士,曾與毛彥文戀愛,后感情不和與毛脫離關系,后任國民政府統計局局長。
            1917年,毛彥文從杭州女子師范學校轉浙江湖郡女校求學,與熊希齡前夫人朱其慧的侄子[按:當為“侄女”之誤]朱曦同住一室,成為密友。1920年,毛彥文從湖郡女校畢業后,考入北京女師,假期中,在朱曦陪同下,到熊希齡家作客,受到熊希齡夫婦和其女兒熊芷的熱情招待。熊一家對毛彥文的學識、舉止、美貌十分喜愛,多次約請她到熊家度周末。
            1922年秋,毛彥文考上南京金陵大學。1925年畢業后,受聘于南京市江蘇第一中學,后又先后任浙江省政府司法科科員,民政廳科員,由于文學基礎好,曾為《浙江民報》主筆。
            1929年,在胡適、吳宓等教授的幫助下,毛彥文遠渡太平洋,赴美國密歇根大學專攻教育行政學,二年后獲碩士學位。
            1931年8月,熊希齡夫人朱其慧在北平病故,此時,毛彥文剛回國到上海,聘任為國立暨南大學教授,后又兼任上海復旦大學教授和女生指導。在這期間,與朱曦、熊芷姐妹相稱,時常通信聯系。
            再說熊希齡自夫人朱其慧病故后,時常寢食不安,心搖不定,在慈善事業上也想找一個好助手。正逢1932年,中日滬戰爆發,熊希齡擔心毛彥文的安全,便發了電報,叫她辭去上海工作,到北平香山慈幼院任教。毛彥文猶豫再三,終未答應。
            1934年,熊希齡突然萌發了向毛彥文求婚的念頭,其侄女朱曦也多次代熊希齡向她求婚。毛彥文驚惶失措,回想起自己與朱曦、熊芷有深厚的同學、姐妹情誼,熊希齡是她心目中的慈祥伯伯,便率直拒絕。
            誰知熊希齡情真意切,幾乎天天向毛彥文寄了情意濃厚、措詞懇切的求愛信,有時還附上意境雋永的詩詞,其中一道《菩薩蠻·懷人柬彥文》中云:
            沉沉消息眉峰蹙,燈前試向牙牌卜。起后復重眠,夢多魂未安。
            取書將欲讀,瞬又心他屬。輾轉似輪馳,思君無斷時。
            此時,熊希齡的女兒熊芷也專門坐車到上海,為其父游說。毛彥文手捧著熊希齡10多封求愛信感慨萬分,加之也有志向于慈善事業,芳心才動搖,答應與其結合。
            1935年2月9日,毛彥文與熊希齡在上海西藏路慕爾堂舉行婚禮。當天上海社會名流吳鐵城、黃郛、李石曾、梅蘭芳、馮玉祥、章士釗、杜月笙、虞洽卿等500多人參加婚宴。因熊希齡當年66歲,又是前任國務總理,毛彥文才38歲,大學教授,兩人的婚事,一度成為上?!渡陥蟆贰冻繄蟆返却髨蟮闹卮笮侣?。一位友人曾撰一妙聯。聯云:
            老夫六六,新婦三三,老夫新婦九十九;
            白發雙雙,紅顏對對,白發紅顏眉對眉。
            1935年3月,毛彥文與熊希齡回江山縣探親。因江山上年大旱,許多農田顆粒無收,饑荒甚重。熊希齡和毛彥文利用探親訪友之機,深入長臺鎮等農村專題調查研究,詳細了解災情,并以國民政府賑濟委員會委員的名義,專題向浙江省政府主席黃紹竑作了報告,同時籌得浙江省賑款22000元,上海各界募捐的大米2000擔,運到江山,支援災民。事后,江山各界人士決議設立《甲戌救災紀念碑》志之。其中碑文結尾中寫道:
            天災流行,玉葉焦枯。
            遍地哀鴻,聲聞凄楚。
            幸遇吉人,仁聲久著。
            大力盤旋,登高呼吁。
            乃集巨資,沛同甘澍。
            移粟萬鐘,免費阿堵。
            圖陳鄭俠,恩深召父。
            毛彥文與熊希齡結婚后,受愛心人士的深切感染,身影不離,追隨熊先生從事慈善事業,先后任北平香山慈幼院董事、香山慈幼院董事會駐滬事務所等職。香山慈幼院的慈悲濟世、揚善之舉在國內外有重大影響。據1935年統計,香山慈幼院共收養孤兒3813名,通過細心撫養,認真教育,從慈幼院小學、中學、師范畢業者3491名,考取大學者80名。
            1936年,毛彥文隨熊希齡赴青島,參加中華慈幼協會主辦的第二屆全國慈幼大會,專題發表題為“兒童習慣之養成”的演講,對兒童生活習慣之訓練、兒童心理之培育、兒童思想和知識之造就等方面,作了精辟的闡述,贏得了與會者的好評。
            1937年1月,毛彥文陪同熊希齡出席遠東禁販婦孺會議。4月,與熊希齡到青島市洽談中華慈幼協會與青島市政府合辦嬰兒保育等事宜。7月,陪同熊希齡出席上海全國各界救護婦孺協會成立大會,熊希齡當選為協會理事長,宋美齡、宋靄齡聘為名譽理事長。這一年“八一三”抗戰爆發,毛彥文又冒著戰火,協助時任世界紅十會中華總會會長的熊希齡,做好紅十會的救護工作。通過努力,先后籌款創設傷兵醫院4所,難民收容所8處,共搶救傷員6000多人,收容各地難民2萬余人。在這國難當頭的非常時期,毛彥文將家中的客廳改作為廠房,添置有關設備,組織力量縫制寒衣、制作面餅,支援前線抗日軍隊。12月,南京失守,毛彥文又隨熊希齡取道香港,繼續募集抗日救亡經費,并創造條件籌建香山幼慈院長沙分院。誰知12月25日,熊希齡因長期勞累,在九龍賓館突發腦溢血,經搶救無效不幸去世。毛彥文強忍悲痛,決心將發展慈善事業作為自己的精神支柱,堅持不懈地繼承好熊希齡的慈善事業。
            1938年春,北平香山慈幼院董事會在上海舉行臨時會議,決定由毛彥文繼任香山慈幼院院長。4月,毛彥文籌資創辦香山慈幼院桂林分院,6月,毛彥文決定將湖南芷江雙陵小學改為香山慈幼院芷江分院,經費全部由熊氏私產收入支出。8月,毛彥文又決定在香山慈幼院桂林分院增設幼稚師范班,并在柳州創辦“香山慈幼院桂林分院革命功勛及抗戰遺族子弟學校。
            1939年,浙江省政府推選毛彥文為省臨時參政會參議員。1940年6月,毛彥文在回江山為父親治喪期間,應江山縣政府之邀,以“婦女工作如何做”為題發表演講,在婦女界引起了強烈反響。
            1943年至1944年,抗日戰爭將進入勝利時刻,毛彥文為籌措慈幼院經費,常年奔波在桂林、重慶、香港、上海等地,并將天津的房產出售,應付各項慈善開支。
            1945年抗戰勝利后,毛彥文在上海撰“祭先生熊公秉三文”,將抗戰勝利的消息祭告熊希齡先生在天之靈,同時在熊希齡先生遺像前保證:“吾當吾力之所及,重整慈幼,藉繼君造福孤寡之遺愿,亦以報相知于天上人間也。”
            1947年,毛彥文主持恢復香山慈幼院第一校家庭總部,共分設5個家庭,每個家庭招收40名孤兒,聘請清華大學、燕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的優秀畢業生任教,目標將這些孤兒培養成高質量的國家人才。這一年,國民政府實行憲政,毛彥文致力于慈善事業成效顯著,被當選為國大代表。
            1949年4月,毛彥文與胞弟毛長庚赴臺灣定居,后又赴美國謀生,先后為舊金山加州大學女生指導,華盛頓大學遠東系研究員等。1960年,因身體不適,又回臺灣定居,先后聘為臺灣復旦大學、私立實踐女子家政??茖W校英語老師。退休后,熱心兩岸同胞的交流、合作、聯誼工作,被聘為江山旅臺同鄉會名譽會長。1983年7月,在毛彥文的努力下,《北平香山慈幼院院史》在臺灣出版。
            1999年10月3日,半生為慈善事業奮斗的毛彥文與世長辭,慈者長壽,享年102歲。
            《衢州市志(1985—2005)》第七篇《人物》第一章《人物傳》“毛彥文”條原文:
            毛彥文(1898年11月—1999年11月10日),女,江山市雙塔街道沙埂人。民國2年(1913),就讀杭州女子師范。民國5年(1916)就讀湖郡女校。畢業后,以全省第一名成績考取北京女子高等師范英文科。民國11年(1922),轉入南京金陵女子大學。畢業后任《浙江民報》主筆。民國18年(1929)9月,在胡適、馬寅初幫助下,申請美國遠東獎學金獲準,赴美國密歇根大學讀教育學系。民國20年(1931)6月回國,受聘于上海暨南大學、復旦大學。
            民國24年(1935),與民國第四任國務總理熊希齡結婚。毛辭教職,任香山慈幼院院長。民國26年(1937)春,隨熊前往印度尼西亞首都雅加達參加國際禁販婦嬰會議?;貒譁?,恰“七七事變”發生。兩人停留滬上,發動工商界人士創辦四所醫院和八個收容所,以救濟難民和醫治傷兵。10月,夫婦向南洋華僑募捐抗日經費,回國途經香港,熊患中風猝逝,葬于香港華人公墓。毛繼夫遺志,在重慶設中華紅十字總會,將香山慈幼院遷至廣西桂林及四川成都、萬縣,收容流亡兒童5000余名。民國28年(1939),出任省參議員,并回江山介紹婦女工作經驗。民國36年(1947),慈幼院遷回北平。毛被選為北平參議員。11月,當選為國大代表。1949年,突患肩胛病,赴美治療。后任舊金山《少年中國報》編輯、華盛頓大學研究員。1962年,定居臺北,執教于實踐家政??茖W校。著有自傳《往事》。90年代,被推選為江山旅臺同鄉會名譽會長,曾資助江山育才中學。
            不考慮《民國時期女慈善家毛彥文》一文信息真實性、準確性鑒別等問題,單從資料采用角度,該文不少細節是可以取以豐富志書人物傳記述的。為便說明,下面逐段進行對照:
            【原文】毛彥文(1898年11月—1999年11月10日),女,江山市雙塔街道沙埂人。
            【改文】毛彥文(1898年11月—1999年11月),小名月仙,號海倫。女,江山雙塔街道沙埂人。父親毛華東和二叔毛華芳均為晚清秀才,母親朱瓊佩是大家閨秀,能書寫和背誦許多唐詩宋詞,母女倆均有“江山才女”“江山美女”之稱。
            【原文】民國2年(1913),就讀杭州女子師范。民國5年(1916)就讀湖郡女校。畢業后,以全省第一名成績考取北京女子高等師范英文科。民國11年(1922),轉入南京金陵女子大學。畢業后任《浙江民報》主筆。民國18年(1929)9月,在胡適、馬寅初幫助下,申請美國遠東獎學金獲準,赴美國密歇根大學讀教育學系。民國20年(1931)6月回國,受聘于上海暨南大學、復旦大學。
            【改文】民國2年(1913),就讀于杭州女子師范。民國5年(1916)就讀于湖郡女校,與熊希齡(字秉三)夫人朱其慧侄女朱曦同住一室,成為密友。民國9年(1920),毛彥文從湖郡女校畢業后,以全省第一名的成績考取北京女子高等師范英文科。假期中,隨朱曦到熊希齡家作客,受到熊氏夫婦及其女兒熊芷的熱情款待。熊希齡一家對她的學識、舉止、美貌十分喜愛,多次約請她到熊家度周末。民國11年(1922)秋,轉入南京金陵女子大學。民國14年(1925)畢業后,受聘于南京市江蘇第一中學,又先后任浙江省政府司法科科員、民政廳科員,由于文學基礎好,曾任《浙江民報》主筆。民國18年(1929)9月,在胡適、馬寅初等人幫助下,獲美國遠東獎學金,赴美國密歇根大學專攻教育行政學,兩年后獲碩士學位。民國20年(1931)6月回國,任國立暨南大學教授,后兼任復旦大學教授和女生指導。在此期間,與朱曦、熊芷時常通信聯系,以姐妹相稱。民國21年(1932)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后,熊希齡擔心她的安全,發電報邀請她到其創辦的北平香山慈幼院任教。毛彥文猶豫再三,終未答應。其時,熊希齡夫人朱其慧病故。1934年,熊希齡向毛彥文求婚,十余次致信表白心跡,朱曦也多次從中撮合,均被毛彥文拒絕。后熊芷專程到上海為父游說,毛彥文感于熊希齡之執著,也有志于慈善事業,最終答應與之結合。
            【原文】民國24年(1935),與民國第四任國務總理熊希齡結婚。毛辭教職,任香山慈幼院院長。
            【改文】1935年2月9日,兩人在上海西藏路慕爾堂舉行婚禮。當天上海社會名流吳鐵城、黃郛、李石曾、梅蘭芳、馮玉祥、章士釗、杜月笙、虞洽卿等500多人參加婚宴。其時熊希齡年66歲,民國初年曾任第四任國務總理,毛彥文38歲,兩人婚事一度成為上?!渡陥蟆贰冻繄蟆返却髨笊系闹卮笮侣?。一友人曾撰聯祝賀。聯云:
            老夫六六,新婦三三,老夫新婦九十九;
            白發雙雙,紅顏對對,白發紅顏眉對眉。
            1935年3月,毛彥文與熊希齡回江山探親。時值江山上年大旱,許多農田顆粒無收,饑荒甚重。兩人深入長臺鎮等農村進行專題調查研究,詳細了解災情。后熊希齡以國民政府賑濟委員會委員名義,專題向時任浙江省政府主席黃紹竑作了報告。同時籌得浙江省賑款22000元、上海各界募捐大米2000擔,支援江山救災。事后,江山各界人士決議立《甲戌救災紀念碑》以志之。
            婚后,毛彥文追隨熊希齡從事慈善事業,先后任北平香山慈幼院董事、香山慈幼院董事會駐滬事務所等。其時,香山慈幼院慈悲濟世、揚善之舉在國內外有重大影響。據1935年統計,該院共收養孤兒3813名,通過細心撫養,認真教育,從慈幼院小學、中學、師范畢業者3491名,考取大學者80名。1936年,毛彥文隨熊希齡赴青島,參加中華慈幼協會主辦的第二屆全國慈幼大會,并發表題為“兒童習慣之養成”的演講,對兒童生活習慣之訓練、兒童心理之培育、兒童思想和知識之造就等方面,作了精辟的闡述,獲與會者好評。
            【原文】民國26年(1937)春,隨熊前往印度尼西亞首都雅加達參加國際禁販婦嬰會議?;貒譁?,恰“七七事變”發生。兩人停留滬上,發動工商界人士創辦四所醫院和八個收容所,以救濟難民和醫治傷兵。10月,夫婦向南洋華僑募捐抗日經費,回國途經香港,熊患中風猝逝,葬于香港華人公墓。
            【改文】1937年1月,毛彥文陪同熊希齡到印度尼西亞首都雅加達出席遠東禁販婦孺會議。4月,與熊希齡到青島市洽談中華慈幼協會與青島市政府合辦嬰兒保育等事宜。7月,陪同熊希齡出席上海全國各界救護婦孺協會成立大會。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后,兩人避居上海租界。其間,毛彥文冒著戰火,協助時任世界紅十會中華總會會長的熊希齡,開展紅十會救護工作。通過努力,先后發動工商界人士創設傷兵醫院4所、難民收容所8個,共搶救傷員6000多人,收容各地難民2萬余人。非常時期,她將家中的客廳改作為廠房,添置有關設備,組織力量縫制寒衣、制作面餅,支援前線抗日軍隊。12月南京失守后,她隨熊希齡取道香港去湖南,籌建香山幼慈院長沙分院。12月25日,熊希齡因長期勞累,在港突發腦溢血去世。毛彥文強忍悲痛,決心繼承夫志,繼續從事其未竟之業。
            【原文】毛繼夫遺志,在重慶設中華紅十字總會,將香山慈幼院遷至廣西桂林及四川成都、萬縣,收容流亡兒童5000余名。
            【改文】1938年春,毛彥文繼任香山慈幼院院長。4月,籌資創辦香山慈幼院桂林分院。6月,決定將湖南芷江雙陵小學改為香山慈幼院芷江分院,經費全部由熊氏私產收入支出。8月,在香山慈幼院桂林分院增設幼稚師范班,并在柳州創辦“香山慈幼院桂林分院革命功勛及抗戰遺族子弟學校。
            【原文】民國28年(1939),出任省參議員,并回江山介紹婦女工作經驗。
            【改文】1939年,毛彥文被推選為浙江省臨時參政會參議員。1940年6月回江山為父親治喪期間,應江山縣政府之邀,以“婦女工作如何做”為題發表演講,在婦女界引起強烈反響。
            1943年至1944年間,為籌措慈幼院經費,毛彥文常年奔波于桂林、重慶、香港、上海等地,并將天津的房產出售,應付各項慈善開支。
            1945年抗戰勝利后,毛彥文在上海撰“祭先生熊公秉三文”,將抗戰勝利的消息祭告先夫在天之靈,并在其遺像前立下誓言:“吾當吾力之所及,重整慈幼,藉繼君造福孤寡之遺愿,亦以報相知于天上人間也。”
            【原文】民國36年(1947),慈幼院遷回北平。毛被選為北平參議員。11月,當選為國大代表。
            【改文】1947年,慈幼院遷回北平,毛彥文主持恢復香山慈幼院第一校家庭總部,共分設5個家庭,每個家庭招收40名孤兒,聘請清華大學、燕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的優秀畢業生任教,以期將孤兒們培養成高質量的國家人才。同年,被推選為北平參議員;11月,當選為國大代表。
            【原文】1949年,突患肩胛病,赴美治療。后任舊金山《少年中國報》編輯、華盛頓大學研究員。
            【改文】1949年4月,與胞弟毛長庚赴臺灣定居,旋以患肩胛病,赴美治療。先后任舊金山加州大學女生指導,華盛頓大學遠東系研究員等。
            【原文】1962年,定居臺北,執教于實踐家政??茖W校。著有自傳《往事》。90年代,被推選為江山旅臺同鄉會名譽會長,曾資助江山育才中學。
            【改文】1962年,毛彥文回臺灣定居,先后被聘為臺灣復旦大學、私立實踐女子家政??茖W校英語老師。退休后,熱心于兩岸同胞的交流、合作、聯誼工作。20世紀90年代,被推選為江山旅臺同鄉會名譽會長,曾資助江山育才中學。1999年10月3日在臺灣去世,享年102歲。
            著有自傳《往事》,1983年7月推動出版了《北平香山慈幼院院史》。
            志傳人物,當以其事功為主線謀篇布局,取舍材料。毛彥文一生事業重心在慈善,而她之以慈善事業為職志,又是因為其夫熊希齡。以此,“改文”于其生平行跡之外,尤加詳于她與熊希齡由相識相知到結為連理,她陪伴熊希齡乃至獨自為慈善事業而孜孜以求的歷程、成就。修改之后,其一生之基本行跡明顯更加清晰,其一生之主要事功更形突出。當然,這里的“改文”只是示例,是僅據一篇文章而作的改寫,若是博采旁征,再“比而觀之”,內容當會更加豐富、完備。
            志傳人物,無論是獨立存在,還是“為國史取裁”,均應資料翔實、信而有征。地方志乃“一方之全史”,若作為社會活動主體的“人”的事跡略而不備,志書的功能價值即難免受到影響。中國古代的史書撰寫,歷來講求“實錄”精神。志傳人物遵循史法,同樣強調“實錄”。所謂實錄,既不是那種純客觀的敘述,也不是對傳主的生平事跡有聞必錄,作流水賬似的堆砌、羅列,更不是缺略不備,而是需要編纂者根據被記述對象的世界觀和思想認識水平,對寫作素材進行旁征博采,然后整理精選,剔除那些可有可無、繁瑣平庸的事跡,把最能表現人物特點的事跡材料挑選出來,有重點地進行描繪與闡述,突出該記述對象最主要的特點、最本質的東西,“簡而有要”,“文約義豐”,才能知人論世。
            編修高質量志書,記述方法重要,收集材料重要,選擇、提煉材料同樣不容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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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釋略。如需查閱或引用,請閱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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